取证过程强调处罚机关依法运用法律许可的方法和手段，发现、采集、提取证据和固定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以服务于行政处罚构成要件下待证事实的判断问题，关涉程序性规则适用问题。
[20]国际通用隔离、检疫两分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传染病途径的干预措施，而公正的程序是实施检疫/隔离措施的关键。同时应分门别类加以施用，以满足比例原则的要求。
法官保留在具体操作中亦存在有事前、事后之区分，紧急情况下卫生主管机关不得已先实施隔离措施，但须在合理时间内寻求法官的同意即可。但如今的问题是不确定或无知的情形过多，行政机关必须在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迅速作出选择，即是否需要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规制行动。但对于执法主体在执法中的说明理由、告知义务、隔离决定的送达、隔离对象对隔离决定的申辩权等，皆无规定。[69]否则的话，会增加行政成本、降低相关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使公众面临更大的危险。由此可见，虽然汉语中检疫一词多用于国境领域，但本质是为防止传染病在国内蔓延和国际间传播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2003年由5个州协力形成《州公共健康转折点示范法》，目前约有30多个州的立法对相关条文加以吸收。被隔离者在听证会上作证和质证。地方性法规设定权问题，已经成为本次修法关注度最高且必须回应的焦点性难题。
[xii] 参见杨解君：《论行政处罚的基础》，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如此，可以考虑将法条表述为：警告、通报批评等申诫罚。正如英国法官韦德所言：对行政机关而言，遵守程序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但如果这能够减少行政机构运转中的摩擦也是值得的，因为程序促进了公正，减少了公众的怨言，其作用是促进而非阻碍了效率。这些领域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往往关注度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管理的期待也高。
我国《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度体系中制定较早的法律文本，在当时正处于依法行政工作刚刚起步的特殊时期，为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维护秩序行政的特殊国情和需要，这种小法典式的立法创举，在我国法治行政起步阶段起了规范、统一的巨大作用。另外，在复议处罚纠错案件中，存在对处罚委托和授权条款理解不当而被撤销的案件，为此，此次修法中必须解决以下几类问题。
其规定的职权法定原则，如何与修订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是被告之条款，在立法理念方面保持一致。前者强调违法行为实施后仍旧处于延续的状态，后者是指不间断实施同一个性质的违法行为，鉴于两者的违法构成均无法实现有效切割，其均应被视为同一个违法行为。[xxvii] [美] 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70 页。虽然复议机关所独具的行政监督权可以为其正当性提供充分注解，但其监督方式是否具有合法性，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除此以外，市场监管（工商、食品药品）、土地领域占比也较高。强化程序控权功能和实现正当程序法定化，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一大亮点和贡献。换言之，如果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意即并未对公共秩序产生影响，可责性缺少现实基础，应不予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更多地表现为设定权制度框架下判断处罚决定在适用法律法规方面是否合法的根本依据。
作者简介：曹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xviii] 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52 页。
对于财产罚、资格罚、行为罚中除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以及禁止从事相关职业活动以外的处罚种类，适用于高度盖然性标准（强调违法实施具有高度的可能性）。[xviii]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 条第7 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种类行政处罚之规定，从立法技术上看，这一兜底条款旨在解决前瞻性和实践回应度问题。
[xxii]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不法是使法和它本质的定在即特殊意志直接地、偶然地相互一致这一现象变成了假象，即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相对立的局面，根据假象形式的不同，进而分为民事不法、诈欺和犯罪。[ix] 参见钟莉：《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载《行政论坛》2009年第4期。[xxii] 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 页。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复议案件量远超同期应诉案件量，公众对处罚决定不服，更倾向于选择复议维权。[xxi] 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4 页。此外，基本法定位下的我国《行政处罚法》修改，也必须解决常态下行政处罚和非常态下行政处罚在实体规则和程序标准上的差异化建构问题。
理论上，这一标准应当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即比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低，比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标准要高，有的研究者将其归纳为清楚而有说服力标准。（4）处罚对象不一致，比如《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50条在其上位法我国《安全生产法》第94条的基础上，将船舶修造、船舶拆解的主要负责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新增为处罚对象。
（3）有权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规范的设定权随着其效力层级的降低而有所限缩，即有权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越低，原则上能够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就越少。[iii]实践中，多个地方性法规出现与我国《行政处罚法》设定权制度不一致的情形。
四、实体规则的调适与发展 作为实体规则的纲领性文件，为各类行政处罚的共同性问题从实体层面作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当成为基本法定位下我国《行政处罚法》修改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法治政府建设亟需从合法行政、形式法治向良好行政、实质法治转型，以充分体现法治对捍卫公平正义的基础性作用。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或者禁止从事相关职业活动等行为罚。忽视教育、单纯处罚的惩罚主义倾向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处罚的应有之意，教育公民纠正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行政管理秩序才是处罚的最终目的。基本法定位下的我国《行政处罚法》，应当充分发挥其纲领性功能，实现对所有合法、非法、既有的、新型的处罚类行为从实体到程序的有效规制，不能让失信惩戒的行政处罚缺失法律规制的问题再度出现，这无疑是对修法成效的最好检验。（一）行政处罚构成要件问题的再讨论 在多个行政处罚复议案件中，复议机关以行政处罚构成要件理论作为认定处罚决定是否合法的逻辑依据。
此外，我国《行政处罚法》修订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统一清理问题，必须提前做好谋划并切实推进，这是确保其总则法功能不被架空的必要保障。从行政处罚应诉案件量来看，应诉案件数量逐年提高，应诉案件与复议案件的比率也逐年提高（详见表1）。
[xx] 参见张明楷：《刑法原理》（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4 页。[xxxi] 五、促进程序制度的完备化与缜密性 在现代法治国家，区分人治和法治的分水岭就在于是否重视程序之治。
[x]行政处罚几乎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全过程，在政府必须对风险进行快速干预和有效规制的现实需求之下，我国《行政处罚法》应当改变目前仅以惩罚为目的的功能预设，逐步将整个法律评价机制前移，增加风险预防的法律目标，并在立法技术上，实现从传统的以结果为本位的法律规范转为更能满足公众安全心理需求的预防性法律规范。[ii] 参见应松年：《规范行政处罚的基本法律》，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
此外，随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行政执法方式不断创新及多样化，行政处罚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依赖性手段的作用应当逐渐减弱。我国《行政处罚法》实施二十余年来，至少从复议中被纠错的原因来看，行政处罚违法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简单粗暴的违法形式已经逐渐被违反实质法治和精细化法治要求的违法样态所取代。我国《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活动中作为实体规则的纲领性文件以及在行政处罚复议中作为程序规则的直接依据，已经成为其作为基本法定位功能的生动表现。基于此，笔者建议此次修法有必要扩大地方性法规处罚设定权，但必须张弛有度，以避免引发失序困境。
笔者认为，一事是指同一个违法行为，结合构成要件理论，关键要看自然状态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违法构成要件，如果符合就成立一个违法行为。[xiv] 参见前注②，应松年文。
[xxxii] 转引自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vi]制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目的无非是使行政处罚从设定权、实施权、执行权等各方面更加统一、有力、有序。
梳理学界不同时期关于构成要件的观点，在处罚主体要件、处罚行为要件、处罚对象要件方面的认识是趋同的，综合起来，强调行政主体对于具有法定责任能力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从事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实施的制裁性活动，但在主观要件和结果要件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因此完整意义上的设定权制度，从涵摄的内容上看，还应当包括有关行政处罚概念澄清以及更具包容性的种类规定，这是解决设定权制度扩容、防止设定权制度失灵的配套性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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